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9年第30期 出版日期 2019年08月05日
技术而非全球化是造成失业、中产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全球化和技术互为表里，精英们需要更好地管理全球化和技术的影响
文｜金刻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在刚刚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如今，从自由贸易到资本、人员乃至信息的自由流动，全球化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受阻。《经济学人》杂志一项民调显示，发达经济体中只有不到50%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一股正面力量。
必须承认，全球化有其窘境。发展中国家本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成为最大的获益方，但是，时至今日，农业部门仍是全球大部分地区最受保护的部门之一。贸易协定的效果依然高度不对称。人们常常会将贸易协定的益处和贸易本身的好处混为一谈，诧异于并非所有贸易协定都会使参与各方受益。
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存在。如果全球化使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和华尔街获利更多，那么发展中国家人民福祉提升的优先度排序就会往后靠。
近来，富裕国家的公民成为全球化最强烈的反对者。技术进步将产业链切割成不同部分，往往一部分产品在韩国、日本生产，另一部分则要依靠墨西哥。这意味着，像苹果这样的企业产生的利润在世界各地分配，而不仅归于美国。
全球化支持者会说，那些无知的消费者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收入之所以能够购买更多的玩具、服装和家具，恰恰是因为这些都是从中国进口而来。
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身处全球经济体中的广大群众所抱有的视角。广大群众一方面看到同胞失业，另一方面看到标榜自己是世界公民的精英们为了避税、躲避监管，利用开放的资本账户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移至离岸账户。他们没有看到精英们关心普通人的利益。相比全球化将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出贫困，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正被更富裕同胞落下的事实。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理由心生不满。全世界的精英们确实在开放边界和贸易协定谈判上耗费了绝大多数政治资本，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方面则做得很少。一些国家在保护本国劳动力方面比其他国家好得多。例如，德国为那些被工业机器人代替的下岗工人提供再培训，使他们能习得更多技能，进而获得更高薪资。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形成了拥有显著谈判能力的工会，大企业家和富人的政治影响力被有效抑制。
事实上，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技术而非全球化，是造成失业、中产阶层收入停滞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被不少政客利用。而在传感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新突破，正令更多岗位受到波及。目前，发展中国家约有75%的岗位可能被替代，发达经济体中50%的工作面临风险。
为什么人们喜欢归罪于全球化？因为它关乎“我们”与“他们”，从而给政客一个清晰的目标和对手。而技术只关于“我们”与“机器人”，煽动力有限。相比人与机器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更容易挑起明显的竞争和敌意。
然而，我们不该忘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使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大大降低，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并出口产品，来实现跳跃式发展。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面对技术和自动化的威胁，当产品可以极低成本生产出来时，今日的穷国还能期待成为明日的富国吗？当自动化渗透到发达国家，工厂从发展中国家重回发达国家，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可能会由收敛走势转向分化吗？
全世界的精英们需要更好地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也需要携手应对技术冲击就业这一全球性威胁。全球化和技术互为表里：技术可使全球化以各种形式和面貌出现，全球化则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大激励，助其快速扩散、深入渗透。很难说技术和全球化哪个更具挑战，二者都是人类的烦恼之源和福祉之源。我们需要将他们植入全球秩序，同时不在它们的拥抱下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