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8年06月25日第25期
生育率下滑很难逆转，且中国有更加不利生育的高房价、教育成本等因素，应尽早借鉴他国经验，强化托儿服务，为职场女性提供更多安全感
文｜金刻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全面二孩政策”执行近三年后，中国有望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这对改变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局面，是否已经足够？
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在1.6左右。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水平太低。数据显示，人均收入在1万美元左右的国家，平均生育率通常高于2。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能保持人口稳定的生育率是2.1。
想象一下，在普通家庭生育率低于2的情况下，“二孩政策”是否合理？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二孩政策”限制了想要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但对于只想要一个孩子或不要孩子的家庭并无作用。“三孩政策”不合理的道理也类似。这样的政策都会使生育率降到低于民众自发希望的水平。
完全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或许能稍稍提高生育率，但历史经验表明，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逆转。在中国，抑制城市人口生育积极性的因素很多，比如高昂的教育成本、高房价等等。根据调查，中国城市家庭花在一个孩子教育上的支出，已经占到家庭总支出的25%左右。
而且，中国企业的雇佣偏好不利于女性生育。许多公司不喜欢雇佣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再生一个孩子的女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二孩政策”的出台让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1960年，全球平均每个家庭生育5个孩子左右，今天这一数字已经低于2.5个了。韩国生育率在全球最低之列，已经降至1.24。原因何在？其中许多因素与中国目前的现实非常相似——高企的教育成本、高房价，以及缺乏可负担的、高质量的托儿服务等。
一些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做得很成功，法国就是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生育率快速下滑，但近年已经稳定在每个女性生育1.8-2个孩子的水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法国通过福利、社会援助，以及为贫困家庭提供补贴等手段，对生育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对普通家庭来说，产假的规定非常慷慨，且父母都适用。孩子出生后，在职父亲或母亲最多可以享受三年的假期，并且在休假结束后，还可以回到同一雇主相同或相似的职位。由于产假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在法国有很多“家庭主夫”。
不过，鼓励生育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提供托儿服务。这可以让女性更好地留在职场。瑞典政府提供了大量公共托儿服务，产假期限也较长，使得在瑞典养育孩子比在其他国家容易得多。
也有一些国家政府鼓励生育的措施很少，美国就是如此。但美国生育率已经稳定在1.7左右。文化尤其是强调家庭的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也提醒我们思考，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家庭肌理。人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较小的家庭，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已经消失。
过去，一个家庭有很多孩子，子女们会照顾父母。2009年退休父母收入中，一半来自子女；45-60岁人群中，有一半预计他们退休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子女。
但今天，人们不再抱着晚年完全靠孩子照顾自己的想法。生育孩子越多，晚年会更有依靠的想法，正在慢慢改变。中国社会的家庭肌理，乃至儒家的思维范式，在过去短短数十年内消失了。
提高中国生育率是一个巨大挑战。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措，但这可能还不够。现在开始考虑强化托儿服务，为职场女性提供更多安全感，已并非未雨绸缪。中国社会存在较强的竞争倾向，令教育成本正在上涨至普通家庭无法承受的水平。
生育偏好的改变需要时间，所以开始启动一些动议，并非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