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 2017年02月06日

各国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恶化,主要原因不是贸易和全球化,而是源于科技发展和教育程度的演进

近年来,各国不平等问题恶化,使得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头不断高涨。美总统特朗普上台与所谓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受害者直接相关。中国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现象也有增无减。

不平等问题恶化是否源于全球化及贸易,应该如何缓解?

美国是近年来收入不平等增长最快的国家。金字塔尖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从1975年的8%增长到18%,中产阶层收入份额则由50%降至接近40%。财富不平等现象更为明显,美国金字塔尖3%的群体占有了一半以上的财富。

各国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归根于技能溢价的上升。换句话说,不平等现象主要并非源于贸易和全球化,而是源于科技发展和教育的推进。

如果贸易是罪魁祸首,我们应该观察到以下现象:在中国这样的大型贸易体兼发展中国家内,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收入降低,技能溢价降低而非上升;发达国家则应呈现相反趋势。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未随着全球化降低,而是上升。

近几十年来的科技发展,使得电脑等信息技术得到普遍应用,而能利用这些技术的恰恰是拥有高等教育或技术经验的人员。与此同时,技术人员的供给却没有跟上,促使技能溢价进一步提高。中国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相对拥有高中学历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比值,在1992年至2007年间增长了40%以上。 现在大学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平均高出50%以上。

不平等现象如此严重,为什么政府不采取政策来完全消除不平等呢?原因在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正因为社会给予高效率、努力尽职的人员应有的激励,才会有诸如电脑之类的发明,经济才会有效率提升。归根结底,科技进步是有利于全民的。收入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在劳动和创新等问题上的不同选择,增加高生产率人士的税收会削弱其创造财富的动力。

我个人并不是强烈反对教育、能力、努力和效率带来的收入不平等,毕竟这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公平。一个国家如果人为地过度抑制高效率带来的收入差距,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伤害。法国面临大量人才流失、资金外流、企业创新乏力,就与其税收结构和政策密切相关。

但是,当前的不平等现象并不完全是由效率和能力决定的,还有一部分由垄断以及社会机遇不平等导致。当垄断和政府的特殊优惠监管政策造成准入障碍,现有市场参与者就能获得超额利润。中国各种垄断行业和机遇不平等越来越普遍。

因此,对不平等现象不能一概而论。机会不平等才是应该尽力解决的问题。当限制竞争机会,让不平等扎根于社会,世代相传,能真正参与竞争的人力资本群体就会越来越少,这对长期增长、效率提升和缩小收入差距极为不利。

贸易虽然对一部分群体不利,但绝不是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攀升的主要原因。特朗普试图对中国征收进口关税来保护美国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但很可能事与愿违,恶化美国国内的不平等。美国低收入家庭消费篮子里中国进口产品的占比相对更高,这意味着进口税是累退税,给穷人的压力更大。就算一部分制造业就业重返美国,整个消费者群体的福利却是下降的。

应对不平等的政策工具并不局限于征税。公共政策可以疏通竞争渠道, 强化促进机会平等的公平竞争,包括对教育、健康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投资,以及针对就业岗位的定向再培训、失业保险和社保保障等。

最重要的不是完全抑制不平等,而是选择合适的政策在不过分损害创新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令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