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 2014年10月16日

伦敦—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有为中国经济担心的原因——消费不足和巨大的外部盈余啦,工业产能过剩啦,环境破坏啦,资本管制或金融抑制之类的政府干预啦,等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大多只是同一个根本问题的症候:中国增长模式存在缺陷。

从某正程度上说,这一模式是政策导致的结构,是根深蒂固地偏好建筑和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引擎的结果。这一偏好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在这场运动中,为了满足太过于乐观的钢铁产量目标,进而实现毛泽东的快速工业化梦想,炼出了大量废金属。

如今,中国对工业产量的热衷可以从大规模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工程中一览无余,这些工程的背后是直接和间接的政府补贴。这一方针能刺激投资、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收入,因此比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对GDP有更加迅速的积极影响。

但该模式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如今中国陷入了一个恶行经济循环,这一循环由看似无关,但事实上彼此关系紧密甚至是共生关系的扭曲性政策维持。

这一模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国GDP增长(在过去几十年中平均每年接近10%)与其就业增长(每年只增加1—2%)之间的不匹配。显然,工业化和出口扩张无法吸收中国巨大的劳动力。

问题在于,工业部门快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过去二十年每年大于10%)正在减少雇用更多工人的需要。相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要缓慢得多(过去二十年每年大约5%),这意味着其在创造就业增长方面远比工业部门有效。在美国,2012年80%左右的劳动力在服务业中就业。

中国有缺陷的增长模式的另一个后果是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70%下降到2009年的60%,而(比如)美国的这一比例稳定在GDP的80%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家庭并没有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

这一现象也可以主要归咎为扭曲性政策。为了限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工资被抑制,在过去20年中每年只增加5%,尽管生产率增长年率高达8.5%。与此同时,金融抑制降低了资本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存款平均真实(经通胀调整)回报接近于零。中国家庭储蓄中有大约80%是银行存款,这一隐性存款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强化了中国家庭的储蓄倾向,从而削弱了消费增长、恶化了全球失衡。

中国的扭曲性政策就这样长期维持着一个功能不健全的增长模式。工资抑制、金融抑制和汇率低估补贴了出口和生产,而承担代价的是被迫存款的家庭,这削弱了内需。为了实现增长目标,政府不得不依靠出口和投资——从而积累起巨额储备,而储备必须予以冲销。低利率有助于遏制国家层面的冲销成本、降低了企业成本——而承受代价的又是家庭。

打破这一循环并不容易,但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大部分紧迫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事实上,当前的增长模式还对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污染威胁着人民的健康,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此外,偏好制造和出口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本错配。低效率行业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动摇着整个经济,而生产率更高的高效率行业又难以获得需要的资源。

因此,重组经济也许是当今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艰难的挑战。当前的诸多扭曲盘根错节,必须同时解决。中国的渐进方针也许不再管用了。

China’s Vicious Growth Cir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