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 2015年06月01日

发自北京——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最近指出创造就业是实现本国“稳定增长最终目标”的关键因素。而他的这一论断也是极为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其中一个最令人困惑的特征就是,即便在实现两位数增长率的时期,1978年~2004年间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也仅为1.8%。这似乎表明,普通中国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导致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差距的表面因素是对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整改,导致公共部门就业数量大幅下跌,1995年至2004年间,就业人口从1.126亿下降至6700万。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工业化倾向。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关键。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时期甚至大量收集废旧金属进行冶炼以满足过分乐观的钢铁产量目标,从而推动工业快速发展。如今政府则推动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通过鼓励投资和增加税收,让经济满足雄心勃勃——但不再轻率——的增长目标。

问题是,制造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贡献甚小,主要是因为该行业生产率增长较快——过去二十年间年均10%以上——因而限制更多的劳动力需求。相比之下,中国服务业的年生产率增长只有大约5%,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更有效引擎。

事实上,服务业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的就业中占了最大的份额。但在2012年,当美国80%的劳动力受雇于服务业时,中国只有36%的劳动力在这个部门工作。要强化服务业的就业,中国政府必须放松监管,减少例如电信业所存在的行业壁垒,鼓励劳动力流动。

中国把重点放在工业生产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高度资本密集型部门,而原因主要是政府政策造成的扭曲。除了维持利率低于市场水平之外,政府还为汽车、机械以及钢铁等几个行业提供优先廉价信贷渠道,优惠税收待遇和公共投资支持。这些政策促使企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进一步淡化了劳动力的自然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政府借助限制融资渠道的干预手段来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国有企业只雇佣了占劳动力总量13%的人口,只贡献了约30%的GDP,但它们吸收了投资总额的一半。总之,银行和政府把手中资金的35%投资给国有企业,但只有10%投资于私人公司。

但是,民营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占用的资本是民营企业的几乎四倍之多—— 因此近十年来一直担负着中国大部分的就业机会。随着每年10.4%的平均就业增长,正规私营部门在1995年至2004年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企业裁员。非正规私营部门增长更快,年增长率达24%,但这是建立在基数较低的基础上的。

鉴于私营部门的蓬勃发展和迅速扩大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中国政府应采取措施,以确保这些公司——尤其是常常被挡在信贷市场门外的中小规模企业—— 能够获得扩张所需的资本。这将必然带来就业机会的激增。

但令人感到难受的事实是,中国家庭从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中获益太少。实际上,在过去十年中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与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国家家庭收入的占比一直很高。

通过允许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并鼓励向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中国政府可能会加强就业增长,继而增加国内消费。李克强似乎认识到,经济结构再平衡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公民的福祉,更是在漫长的全球不确定性时期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保障。

China’s Jobless Growth Mira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