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9年第45期 出版日期 2019年11月25日

在网络时代,一国联结的广泛度与经济规模同样重要,在自身通过联结变强的同时,也要让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得到强化

**文丨金刻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

  近代中国的封闭,使人们产生了中国不爱与外界联络、交往的错误印象。事实上,包容和开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中国曾经长期是一个高度开放、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

  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后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加强了汉代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又通过丝绸之路从中西部地区传入中原。到东汉明帝时期公元67年,佛教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最终在中国深深扎根。

  中国还擅长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将其加以改造,变成中国的东西。在佛教传入前,生于本土的道教在中国盛行,儒家思想则是华夏文明的主旋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化,出现了非常微妙的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明清两代通常被认为是闭关锁国的朝代,是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之肇始。但是,这期间,对外联系和接受外界新事物的意识也并非全然没有。清代康熙皇帝通过虚心学习,支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历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中国又应当如何定义自身身份,以便成为全球化下一阶段的赢家?

  在网络环境下,一国所处的节点(node)在整个网络中的中心度,也就是一国联结(connection)的广泛度,与其经济规模同样重要。卢森堡是一个小国,但却是欧洲乃至全球金融、资本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卢森堡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规模,超过任何其他欧洲大国。100多年前,卢森堡曾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如今已是欧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可以通过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让技术和标准与全球更接近,缩短与其他经济体及其民众的距离,让中国成为全球网络中拥有联结最多的一个节点,也可称为全球网络的最佳联结点。

  在网络体系中,主要玩家及彼此之间的联结都非常重要。通过保护主义的手段、孤立主义的心态与他国断绝联系,将自身置于网络外,只会降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中国应当做全球网络体系的领导者、保护者。这样的角色身份要求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让其他国家也得到发展,在自身通过联结变强的同时,让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也得到强化,真正实现一荣俱荣。

  中国在推进大规模开放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自身行为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的溢出效应(spillover),以及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回溢效应(spillback)。任何一条大船扬帆前进,都会激起强大的尾流,旁边的船只都会遇上颠簸。

  当一个大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exposure)扩大时,他国对大国经济的风险敞口也会扩大。中国的政策动向、资产价格或是汇率波动,都可能对全球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近期比特币价格暴涨就是最新例子。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股市、债市互联互通、中国股票被纳入全球指数,更多的中国投资者、企业把海外资产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的一部分等种种进展,以及中国国内的各类动向,都会对海外市场、全球经济形势,乃至其他国家普通人的生计,产生更大的影响。

  美联储制定政策时,很少会考虑对他国的影响,即使其决策或多或少对他国造成冲击,也很少顾及。中国政策制定固然应继续以国内问题为中心,但也应适当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对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等。否则,中国的政策极有可能给自身带来波动风险。美国和欧洲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期间,溢出效应和回溢效应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5周年。更大幅度的开放,需要和其他经济体更好的协调与合作。只有这样,经济、金融全球化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