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论坛,我和前几位发言人有三个不同:

第一,我是一位女性。

第二,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复旦,我是经常来复旦。

第三,前几位嘉宾主要讲的是国内经济情况。回顾70周年,这个主题有一部分是说全面开放新格局,我想借此机会就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继续开放、发挥新的作用方面发表三点看法。

杨女士一般喜欢在我们讲完后总结几点。我先把她的工作做完,减轻一下她的任务。

一、包容性和开放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核,我们擅长于把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二、在开放方面,对于全球化和未来思想政策建议我们能说好,也能说不,这两个是同等重要的,能说NO,也能说YES。

三、在新时代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抓住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全球是一个网络体系的演变,做其领导者具有不同的含义。

就这三个问题,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和体会。

中国历来非常开放,善于汲取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到中国,经过了一番挫折,但最终还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深深地扎根。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丝绸之路,加强了汉代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丝绸之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化,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儒家思想和佛教的融合。

在唐代,我们和西域甚至更远地区的交往已经很频繁,犹太人在中国拥有相当悠久的居住史,关于他们的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唐朝年间犹太人在欧洲不被同化,反而到了我们国家被同化,是因为中国人的包容。

明清两代一般被认为是闭关锁国的朝代。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列强是一个起点,但是对外联系、接受外界新事物的意识并不是没有。清代康熙皇帝通过虚心学习,支持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华民族从来不会把外来的思想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简单复制,而是消化与吸收,变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如金一楠所说,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出,中国擅长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东西,对开放政策、外来思想的建议也是一样的。我们整个70周年来,邓小平开放政策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全盘西化,不是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而是根据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态势有选择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我们中国引进自己所需要的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环境。所以在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能说NO和YES都是一样重要的。

我们对自由贸易说好,对外国直接投资说好,我们对毫无节制的资本流动说不,对进口全方位的自由化说不,这是我们过去开放政策的基本精神,也应当是现在和未来开放政策的基本理念。对全球化的恰当应对是我们政策抉择的关键所在。我们之所以要对全球化做出选择的应对,要挑三拣四,是因为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决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也没有预料到全球化的后果。受到全球化广泛的冲击,我们这次看到全球的民粹主义实际上也是一个反映。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全球化就这样发生了,并没有经过周密的计划、构建,也没有预料到严重的影响,但是我们又不能有同样的疏忽。要明白全球化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不能起什么作用;全球化为谁服务,而又将谁抛弃在后。

回顾历史,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贸易的爆发性增长是19世纪,这是蒸汽机发明所带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56年后,发明集装箱化运输之后,再加上二次大战结束后欧洲等国家的需要,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第三次浪潮就是我们国家加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的第三个大的贸易形式。所以贸易促进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创造了就业、生产能力,因为贸易扩大,它原本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市场,现在可以给全球生产,而不只是给自己的市场生产。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价格的下降、品种的增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如果要看数据,这二十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使美国消费的平均价格降低了27%。我们很清楚,美国政坛内讨论贸易非常激烈,他们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这些钢铁工人失去了就业岗位,每次我都会说,你们钢铁就业有几百万人,涂指甲的就业是钢铁就业的五倍,甚至你们的消费者有几亿人口,全都是广泛地受到了贸易的获利。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获利最大的是美国的贫穷群体。因为贫穷群体是我们出口货物的最大消费群体,沃尔玛卖的都是中国出口的东西,主要是比较贫穷的家庭购买。如果我们的工资没有变,但是我们的价格降低了20%,实际上我们的工资就增加了20%,这一点特朗普没有明白,但是美国老百姓应该能够深深体会到,因为我们的确使得美国低收入群体能够购买更多的玩具、服装、家具,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变化,所以我们帮助了美国减少他们实际的收入不平等。所以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重要。

但是有些国家未能充分地获得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出现了很多比较艰难困苦的情况,工厂纷纷消失,工人失去工作,根本原因是在开放的同时,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要做出调整和变革,适应自由贸易的局面,这一点我们很不一样。

前几年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跟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互相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贸易开放政策的问题,纯开放政策是不够的。你在开放的过程中还要做相应的国内政策调整,所以这是东亚国家,也就是我们的国家跟其他国家,比如说拉美国家非常不同的一点。

拉美国家对全球开放一概说好,不加区分,全盘接受开放的自由市场,实现贸易自由化,对出口部门和进口部门同时敞开大门。东亚国家和中国对出口积极开放,对进口逐步实行开放,在拉美短期投资的资本,热钱蜂拥而入使得汇率上升,一时间内把他们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削弱,而生产率比较高的产业就业岗位被外国公司夺去,当地产业陷入了中低效率和中低价值的就业,以后一直没有能够跳出来,这和之前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的国家不一样,允许中间产品免税进入,但前提是最终产品要出口到海外。我们先把出口放开了,进口则慢慢等我们的竞争力加强以后再逐渐开放,所以我们保护了就业,保护了中等阶层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开放政策同时需要国内的政策保障就业。

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竞争力日益提高。这在国际上未能对此予以很好理解。他们觉得中国一下起来了,一直批评中国不同的措施,我们是靠不规范的手段。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竞争性实在太强了。

另外一点,因为我们之前是小的国家,一下子变成大的国家,十年内对WTO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实在太大了。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通过竞争获取成功,不是通过其他的手段。

如果要回顾历史,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增长的时候,都要到发达国家引入新的技术。美国也一样。美国通过很复杂的规划,把英国的技术偷过来,但你不能说美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因为他们偷了英国的纺织品的技术,还是要靠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国家如果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通过我们的竞争力,但这一点国际上不是很清楚。

尽管我们的竞争力很强,但是刚开始外资和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很多盈利的市场。长期以来,外国公司通过生产各种产品而获利,包括电子产品等等。出口业绩优异的企业,很多都是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得益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我们又得益于外国的投资,本国的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提高了竞争力,从国内一直拓展到国外。现在我们有众多的产品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大家对此非常清楚,所以贸易具有双赢的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出现中间就业岗位空心化的现象。这是很多开放国家看到的现象,我们没有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没有遭到墨西哥和巴黎的命运,我们实施的开放政策得到了正确的国内政策的辅助,这一点很有意思。学术研究发现,不是所有的国家对贸易开放都有同样的好感,很多国家没有体验到贸易开放对于他们的利益。有一些国家,像东亚国家,包括我们国家觉得贸易非常重要。为什么每一个国家区别那么大?我相信跟恰当的国内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个全球化的特性:金融全球化。发达国家从1980年开始,199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加入了金融全球化。在此期间,资本互相流动,增长了几倍。刚开始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全球化是非常棒的一件事,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投资者的资产可以多样化,降低大家的风险,这是为什么所有发达国家都要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原因。但这些年来有一些变化。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随着金融全球化,越来越多的资产价格、信贷,一系列的全球金融指数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一起上、一起下,好像有一个全球金融周期。

所以,当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增强的同时,信贷在全球增加,不需要信贷扩张的国家,同时也可以看到资本大幅度流入导致信贷扩张,等于国际的潮流不符合他们国内经济的情况和需求。很多外来的资本挡也挡不住,所以资产价格上涨可以说遍地开花。

人们一直认为,只要有一个经济体实施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就基本上可以控制自己的货币政策,阻挡过多外来的资本,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目前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所谓宏观独立性在如今不受限制的全球资本流动的大环境下只能说越来越困难,所以在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研究中,我们也有了一些非常根本的思想变化,之前所谓的只要你开放资本,只要你有浮动汇率,就可以控制宏观政策,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化的变局。

全球化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不能放弃国内政策的主权,这几十年来很多小的国家没有很好地平衡这两点,政策需要有选择性,需要合乎每一个国家的国情。问题出在很多经济体的政策,造成经济脱节断裂的不是全球化。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一方面是政府的失误,很多国家没有保护自己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全球化遭到逆反冲击的原因,所以说开放经济体的同时要有相应的国内政策调整。

今天我们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指望我们对全球的需求起到稳固的作用。别看现在我们有很多贸易上的争端,跟国际上的关系有一点紧张,但明年或后年来一个全球危机,这个时候中国和美国不合作的话,我看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相应的全球金融上,还是需要合作的,国外也需要中国。

西方现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即低利率、低通货膨胀,他们最中心的问题是需求太弱,2009年以后需求一直没有跟上来,他们指望中国的消费者,希望中国的游客购买他们的货物和服务。在本地区,我们是地区贸易的基石,我们中间产品的收入和进口占了地区贸易进口差不多三分之二左右,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进口。

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自己在生产中间产品,之前都是引进中间的产品,我们放在一起然后出口。现在出口里面占多少比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个比重已越来越高,增长越来越快。我们现在学会了生产中间产品,现在需要进口的中间产品越来越少,最近贸易争端的问题就有促使我们加速流动性的趋势。

我们今天该如何往前走?说到开放新格局,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开放?应该对什么说不?什么说是?

第一,我们的消费者正在日益变得富有,所以开放贸易、进口适合消费者口味的产品无疑是有意义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品种繁多的产品,各种各样不同质量、档次和品位的货物,同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坚韧性更好、竞争性更强,所以开放金融部门,允许国外金融部门参与,有利于我们金融部门的改革。

我们知道,竞争造就优质,这从互联网可以看得很清楚。阿里是一万两千个互联网公司中的一个,面对大量的竞争者。我们的贸易对西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给他们带来的竞争,促使他们升级相关科技和技术。他们之前一天到晚在生产旅游鞋,现在中国出口的旅游鞋比他们便宜很多,没有办法,竞争不过了,这个时候要创新。开始生产的鞋可以测量你的心率,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是由于中国企业倒逼了技术的升级,所以我们知道竞争造就优质。

全世界的企业感受到中国企业的竞争,我们同样需要合理的竞争,我们需要加强金融体制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我们和美国金融体系区别最大的一点。当然美国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体系区别最大的是它的深度,在这一点上我们处于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

家庭企业能够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多样化投资机会可以分散大家的风险;我们需要国外企业的管理和诀窍,最先进的公司治理。知识的溢出效益是巨大的,我们就算不搞合资,整体的知识溢出、技术溢出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尽管资本账户开放和让汇率随行就市浮动是一个重点,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但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还是非常重要的。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都有所改变,西方经济最主流、最根深蒂固的观点也有所改变。

他们之前觉得资本流动是自由开放的。刚才我提到了他们的几个观点,但现在他们有非常根本上的理念改变,资本流动也要受约束,资本流动的方面很多,有哪些该开的,有哪些该管的,他们现在已经不支持全面开放资本流动。他们之前给拉丁美洲提的建议,后来我们都看到了,有无数的金融危机,热钱流进、流出,导致这些国家过度借钱的现象;他们现在已经改变了这个观点。

除了资本管控,同时要有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审慎政策进行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需要的是政策的透明度、可预见性,政策需要清晰的传递和沟通,我们已经是一个大的国家了,我们任何一个政策的变动、经济的小波动都会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政策的不稳定性是经济周期的原因。其他国家可能有其他原因导致经济周期,但对我们而言,政策的不稳定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样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实际上对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对我们国家也有同样的负面影响。清晰的传递和沟通可以防止投机操作和过度的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关键条件。

三是在如今的全球化社会,中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全球化跟昨天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要认识到,今天全世界是一个巨型的网络,技术是一个网络,基础设施是一个网络,供应链是网络,全球所谓环境保护是网络,金融资本是网络,连人也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复旦现在就在做网络中心,和伦敦政经学院建立了一个中心,据说还和布达佩斯有一个中心,复旦在建立网络。全球现在是一个网络,网络使得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获得了更大的价值。

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有什么作用?就是因为技术进步使得贸易网络拓展的情况下廉价劳动力才成为了重要的资产。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在150年前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价值,但今天它可以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投入品,因为我们有全球的网络。

今天世界需要电动汽车,才使得非洲国家的网和锂变得如此值钱;有一个国家(阿塞拜疆)的老百姓没吃的,靠吃鱼子酱生活,但是有了世界的这个网络,可以出口了,突然觉得鱼子酱那么值钱,使人均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以后吃不起鱼子酱了,但可以有电视,可以买房子。网络很重要。

在全球已经成为巨型网络的环境下,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传统的强国和霸权意识已经过时。过去的霸权主义是大国规定,其他国家跟随服从,但是在网络社会里面不现实、不中用。通过本身的发展就是基于网络的建设,我们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就是在设立这个网络、奠定这个基础,建立了全球基础设施的网络,使得我们爆发式地推动了发展,这也要感谢我国的政府奠定了基础。

现在中国蓄势待发,将成为全球网络的领导。中国并不谋求独霸系统,要努力确保网络的平等运行,保障它的安全和可持续性,防止其他国家破坏这个网络。争当世界上最中心的连接点应该是我们的号召和发展目标。

如果你们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当时最重要的大家庭叫做美第奇家族。他们家庭从地位、金钱上都不是最领先的,但你要把这个网络的关联和其他大家族的关联画出来,他们是网络的最中心点。通过网络,通过他们跟每一个家族的关系,一下子很快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家族。他们的体量不是最大的,但他们是最中心的节点,所以在网络概念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体积大、体量大,而是你所处的节点;你和其他参与者连接点的进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卢森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如果我们要看全球资本流动的网络,它是最中心的点,它比其他的欧洲大国资本流入和流出都要大,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相对来说,它是和其他国家距离最近的一点,不光是体积、体量,还有你所处的关键位置。我们实际上在做很多铺垫网络,以期成为连接最多国家的事情。比如说“一带一路”,推动了全世界各个地区实现了互联互通,同时成为物质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在网络条件下,规模和经济不是最关键的,而是位置和连接点。

我们通过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参与国际竞争。现在国外讨论最热的话题是我们之间的科技竞争,我们带来的科技标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在全球设立我们的科技标准,具体在哪些国家设立等等。我们在设定自己的科技网络,从而缩短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民众的距离,这将是中国成为全球化网络最佳节点。

因此,网络系统中有很多参与者,他们都很重要,不是某一个国家最重要,而是互相之间的联络非常重要。新时代我们如果过多地采取保护主义,维持孤立主义的心态,切断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自我封闭,将自己排除到体系之外,那只能降低自己的影响力。在今天的世界里,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座桥梁都非常重要,每一个结节对网络的运行都非常重要。

我们在学术界要研究更多的网络,在全球的国际组织也要谈更多的网络体系概念,网络体系的领导者是什么?保护者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伟大的命运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最大、最富有的经济体,而是要认识到设计一种架构的责任和成效,这种架构能够在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让大家都得到发展。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想以自身的经历给全球输出一些经验,在自身连接的过程中,增强连接,真正实现一荣俱荣,一富俱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