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9年第45期 出版日期 2019年11月25日
在网络时代，一国联结的广泛度与经济规模同样重要，在自身通过联结变强的同时，也要让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得到强化
文｜金刻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近代中国的封闭，使人们产生了中国不爱与外界联络、交往的错误印象。事实上，包容和开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中国曾经长期是一个高度开放、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
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后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加强了汉代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又通过丝绸之路从中西部地区传入中原。到东汉明帝时期公元67年，佛教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最终在中国深深扎根。
中国还擅长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将其加以改造，变成中国的东西。在佛教传入前，生于本土的道教在中国盛行，儒家思想则是华夏文明的主旋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化，出现了非常微妙的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明清两代通常被认为是闭关锁国的朝代，是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之肇始。但是，这期间，对外联系和接受外界新事物的意识也并非全然没有。清代康熙皇帝通过虚心学习，支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历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中国又应当如何定义自身身份，以便成为全球化下一阶段的赢家？
在网络环境下，一国所处的节点（node）在整个网络中的中心度，也就是一国联结（connection）的广泛度，与其经济规模同样重要。卢森堡是一个小国，但却是欧洲乃至全球金融、资本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卢森堡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规模，超过任何其他欧洲大国。100多年前，卢森堡曾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如今已是欧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可以通过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让技术和标准与全球更接近，缩短与其他经济体及其民众的距离，让中国成为全球网络中拥有联结最多的一个节点，也可称为全球网络的最佳联结点。
在网络体系中，主要玩家及彼此之间的联结都非常重要。通过保护主义的手段、孤立主义的心态与他国断绝联系，将自身置于网络外，只会降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中国应当做全球网络体系的领导者、保护者。这样的角色身份要求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让其他国家也得到发展，在自身通过联结变强的同时，让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也得到强化，真正实现一荣俱荣。
中国在推进大规模开放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自身行为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的溢出效应（spillover），以及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回溢效应（spillback）。任何一条大船扬帆前进，都会激起强大的尾流，旁边的船只都会遇上颠簸。
当一个大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exposure）扩大时，他国对大国经济的风险敞口也会扩大。中国的政策动向、资产价格或是汇率波动，都可能对全球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近期比特币价格暴涨就是最新例子。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股市、债市互联互通、中国股票被纳入全球指数，更多的中国投资者、企业把海外资产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的一部分等种种进展，以及中国国内的各类动向，都会对海外市场、全球经济形势，乃至其他国家普通人的生计，产生更大的影响。
美联储制定政策时，很少会考虑对他国的影响，即使其决策或多或少对他国造成冲击，也很少顾及。中国政策制定固然应继续以国内问题为中心，但也应适当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对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等。否则，中国的政策极有可能给自身带来波动风险。美国和欧洲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期间，溢出效应和回溢效应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5周年。更大幅度的开放，需要和其他经济体更好的协调与合作。只有这样，经济、金融全球化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